今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日子。遵义会议呢，有些事儿你可能没了解得那么透彻，比如说——

【遵义会议召开时间】

以前老是觉得，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6日到8日召开的。为啥呢？现在留存下来有关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就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全名叫《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不过啊，因为打仗之类的原因，现在找不到它的原始手稿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的油印本，那油印本上写着这么一行字：“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后来的铅印版本上也有“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遵义会议”这样的字样。

参加会议的伍修权曾讲：“遵义会议决议上写的日期是1月8日，我觉得不太对，说不定是1月18日写错了呢。”

按照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9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所说：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原因如下：

1月13日24时，中央用“恩来”的名字发了封电报通知：“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俩得在明天（14日）赶到遵义城。”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正式通知。

中央档案馆现存这份电报手稿。

从那以后，遵义会议啥时候开的，就都统一成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了。

【遵义会议参加人数和排序】

遵义会议的参加人数，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争议最多的问题，有“17人说”“18人说”“20人说”等好几种说法呢。咱们先来看看“17人说”：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的首先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当时，像政治局委员项英、任弼时、张国焘，候补委员关向应等人不在遵义，所以没参加（以下职务依据《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央政治局有6名成员。

博古：在中共中央承担主要责任的人。

周恩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出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张闻天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朱德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还是红军的总司令。

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陈云，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还做过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及军委纵队政治委员呢。

其实啊，在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还到不了第一位呢。现在通常按照姓氏笔画来排序，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排第一位啦。

中央政治局有4名候补委员。

王稼祥，他可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同时还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还是红八军团的中央代表。

邓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凯丰（何克全），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还担任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呢。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总共7人，是扩大后的人数）

刘伯承，他是红军的总参谋长，还担任着军委纵队司令员呢。

李富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还做过代主任。

林彪，他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聂荣臻，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他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

杨尚昆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呢，他是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以上是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参与者，总计17人。

陈云在1935年2月的《遵义政治局会议传达提纲》里提到：“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了政治局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之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委林（林彪）、聂（聂荣臻）、彭（彭德怀）、杨（杨尚昆），还有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李（李富春）总政主任和刘（刘伯承）参谋长也都参加了。”要知道，当时在遵义的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0人，再加上后面提到的7个人，加起来正好是17人。

还有啊，那个瞎指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与了遵义会议呢，不过他是列席代表，能发言，但是没有表决权。再加上17个正式代表，这就是所谓的“18人说”了。

还有一种关于“18人说”的版本，就是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成为正式代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里有提到，邓小平、伍修权和李德列席了会议。邓小平呢，开始是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的，在会议当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然后就正式参加会议了。

李德的俄语翻译是伍修权，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17个人的说法再加上李德、邓小平、伍修权这3个人，就成了“20人说”，这一说法从1984年起就被大家公认了。

不过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版本，相关资料里有记载，还有个人也参加了遵义会议，这人就是开国中将刘少文。当时他是苏区中央局秘书，负责会议记录和秘书工作。这么一来，就是21人参加了。

【遵义会议都是在晚上开的】

伍修权曾经讲过：“那会啊，一般都是吃完晚饭才开始开会呢，一直要开到大半夜。为啥呢？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得处理打仗的事儿和那些日常的事务啊。”这就是说，遵义会议开了三天，不过不是三个白天，而是三个晚上。

红军战士杨世林，在遵义会议期间负责南门警卫工作。他回忆说，遵义会议从15日开始，接连开了3天，都是吃过晚饭之后才开始开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为啥选择晚上开会呢？主要是出于防空的考虑。

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接连开了3个晚上。这期间，有辩解、争论，也有批判。守卫北门的袁崑和杨世林透过门窗的缝隙见证了这段历史，可大部分红军官兵都还蒙在鼓里呢。老红军王道金在世的时候回忆说，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不许脱衣服，枪得抱在怀里，时刻准备战斗。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啥，一直走到云南扎西的时候，才晓得开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并没有决定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还决定撤销“三人团”，军事依旧由中革军委的主要人物朱德、周恩来来指挥，周恩来负责下最后的决心，不过当时并没有马上组建“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之后没多久，按照会议的决定，中央领导机构又进一步调整了。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打鸣三个省都能听到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分工，让张闻天取代博古承担中央总的责任（大家习惯上也把这叫做总书记）；让毛泽东当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助手。没过多久，中革军委就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当司令员，毛泽东做政治委员。到了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组建一个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叫做“新三人团”），这可是最高的核心领导了，要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一来，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地位就正式确立了。

【遵义会议会址的确认】

遵义会议是秘密召开的，除了参会的人以及极少数负责警戒保卫的同志，没几个人晓得是在哪开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遵义地委就着手寻找遵义会议会址了。1951年的时候，为了迎接建党30周年，还把“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挂到了杨柳街的一个天主教堂那儿呢。当年红军总政治部就在这个天主堂办公。

一直到1954年的时候，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中共遵义地委发了一封信函，信里说：“从某个文件里查出来，1935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老城区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开的。”

柏辉章在那时是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的中将师长。1934年末，柏辉章接到命令带着部队去阻拦红军。可黔军的战斗力太差劲了，就打了半天仗，柏辉章的部队就让红军给打败了。柏辉章也慌慌张张地从遵义逃走了。

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进遵义的时候，这别墅刚建好。据说盖这别墅，柏辉章花了3万大洋，还请了好多能工巧匠来设计、建造呢。这建筑分主楼和跨院两部分，主楼是中西合璧的样式。柏辉章和他这房子，遵义的老百姓都知道。相关部门马上就把柏公馆的各个建筑和周边环境拍成照片、绘成图，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让人家再鉴定鉴定。同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中共贵州省委发电报说：“遵义会议是在贵州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开的。”还指出“天主堂”是红军总政治部住过的地方。这么着，遵义会议会址就确定下来了。

遵义天主教堂属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遵义会议会址的一部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还在这个天主教堂里，向红军干部传达过遵义会议的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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